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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坐标中国】云网融合织就算力高速,“算”出数字生活潮******

  中新网北京10月11日电题:云网融合织就算力高速,“算”出数字生活潮

  作者 左雨晴

  从“要想富,先修路”到“想发展,投算力”,算力基础设施等“新基建”正在国内掀起“落地潮”。

  我们为什么需要算力?现在算力速度有多快?它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算力改变生活

  什么是算力?算力是指对数据的处理能力。

  在生活中,手机、电脑、超级计算机等诸多硬件设备都离不开算力,可以说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数字经济的任何发展都建立在优化的算法和强大的计算速度上,这让算力成为关键的核心生产力。

  近年来,随着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算力已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命运。

  在机场高速路口,汽车以80公里时速,“无感”通过收费站,仅收费环节每天就能节约2.75小时,大大改善了市民的出行体验。

广州机场高速,汽车以80公里时速,无感通过收费站。 中国电信供图广州机场高速,汽车以80公里时速,“无感”通过收费站。 中国电信供图

  在生产线上,一款新车上线前需要经历上千次的碰撞测试,而超级算力能模拟出整个碰撞过程,300次的仿真碰撞试验,在一分钟内成功模拟完成。更长远来看,“智能汽车”是离人工智能最近的应用场景之一,若能更快普及,将再次重塑人们的出行生活方式。

  在偏远山区,大量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算法和算力支撑下的智能教育,让远程人工智能可以辅助教师“因材施教”,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化,帮助深山里的孩子实现“走出大山”的梦想。

  据工信部数据,中国算力产业规模快速增长,近五年平均增速超过30%。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590万标准机架,服务器规模约2000万台,算力总规模超过150EFlops(每秒15000京次浮点运算次数),排名全球第二。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正成为加速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在算力需求日益复杂,应用场景不断涌现的当下,中国东部地区算力资源吃紧,西部算力赋闲,如何让用户更好地像用电一样使用算力服务?

  云网融合织就算力“高速路网”

  数字时代正在召唤一张高效率的“算力网”。

  2012年,中国电信宣布启动天翼云计算战略,正式进军云计算领域,成为国内首家涉足云计算服务的运营商。

  以“算”为中心,“网”为根基,算力网络可驱动数据的跨域流动、实现算力的跨域调配。而作为一个复杂的、融合创新的系统性工程,算力网络如何像水和电一样成为“一点接入、即取即用”的社会级服务,孵化灵活多样的商业应用,需要统一的科学规划与评估。

  2022年2月,中国“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将打通中国“数”动脉,把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的数据中心处理、计算、存储,为可再生能源丰富的西部开辟出一条发展新路,成为一条打通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动脉”。

  作为算力基础设施和骨干传输网络的建设者,电信运营商已经成为打造算力网络的主力军。覆盖全国千城万池的“云网融合”,不仅构建端到端的安全能力和绿色低碳的基础设施,也让实体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乘“云”而上。

  通过内蒙古、贵州两个服务全球的中央数据中心,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陕川渝四个重点区域节点,31个省份均有布局的数据中心,再加上广泛分布的边缘节点,中国电信形成了2+4+31+X的全国算力布局。

中国电信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园。 中国电信供图中国电信京津冀大数据产业园。 中国电信供图

  如今,中国电信已拥有700多个数据中心,48.7万架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架,机架利用率达到72%,IDC资源在国内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一城一池”累计覆盖超过160个地市。

  “计算+连接”的深度融合,组成了算力传输的“高速路网”。在这个“高速路网”中,中国电信的算力规模可达每秒310亿亿次浮点运算,这意味着每一秒都有海量的算力正在调度。

  从中国电信贵州数据中心到北京大约2200公里,动车需要10个小时左右,而算力传输时延只需要不到20毫秒。算力与网络充分融合,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从看不见的地方延伸到看得见的远方,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普惠便捷的智能服务。

  “算网大脑”让算力调度智能化

  随着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一个逐步完善的数网协同、数云协同、云边协同、绿色智能的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必将加快形成。在此过程中,“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强化算力统筹智能调度”成为构建算力网络的重要工作。

  “算力调度作为‘东数西算’的重要环节,就如同‘西气东输’的管道,‘西电东送’的高压线路。但算力调度在实施过程却又复杂很多,分布式的算力决定了算力是多样的,例如计算任务的大小、时延要求、成本等多个因素。”中国电信天翼云首席技术官广小明表示。

  以算力为核心进行信息处理,以网络为核心进行信息交换,算力“高速路网”需要一颗独特的智能“大脑”。

  2022年5月17日,在天翼云诞生的第十年,中国电信推出了天翼云4.0算力分发网络平台——“息壤”,使得调度千城万池的算力不再是梦。

中国电信天翼云数据中心。 中国电信供图。中国电信天翼云数据中心。 中国电信供图。

  广小明介绍,无论业务对算力的需求是多少,“息壤”都能够规划出满足需求的算力和网络资源,以“随愿算网”的方式,对边缘云、中心云、第三方资源等全网算力进行统一管理和调度,实现业务性能和成本的最优。

  “由算力调度引擎、算力资源管理平台、算力资源共同构成的‘息壤’就像一个算力传输的枢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每分钟数万次、每天上千万次的算力统筹和调度,满足各种领域对算力的极致需求。”

  把东部需要进行的机器学习、数据推理、智能计算等AI训练和大数据推理的工作放到西部,自动配置和调度相应算力;把东部对时延不敏感的、不活跃的、需存档的海量数据,例如医院影像数据、视频监控数据等,放在西部存储……通过“息壤”,“东数西训”、“东数西备”、“东算西也算”、“东部企业,西部上云”成为现实,云渲染、跨云调度、性能压测、混合云AI计算等多种应用场景,也都有着“息壤”的身影。

  时代浪潮下,算力正加速筑牢数字经济的底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更远未来的基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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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

  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代文物石锄。视觉中国 供图

  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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